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我们觉得在AI的算法上

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我们觉得在AI的算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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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害怕AI?”在博鳌亚洲论坛的AI论坛现场没有人举手。这让aNewDomin.net联合创始人、美国畅销书作家GinaSmith有点儿意外,现场观众似乎对这个问题都很淡定。
AI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带着公司的翻译器,用一块现场实时大屏幕展示了科大讯飞双语现场速记的功力。
说起人工智能落地,不会有人再觉得遥不可及。 恐惧缘于不了解
对AI的恐惧最初是缘于不了解。AI取代人工将导致社会结构变化曾经让有远见的人担心,但是历史证明了,卢德运动不能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计算器并不能取代精算师。
“AI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误解。人工智能是大数据,但不是我们说的人的智能,好比这个人什么都知道。没有谁可以什么都知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些人知道内幕的消息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人不能说是很智能,可能他是一个罪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说。
人工智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黑匣子,因为它涉及了很多人不能拥抱的大数据。“不要害怕AI,也不要害怕计算机。我们有头脑,我们有灵魂,AI只是一个部分,无法与之相较。”台积电CEO刘德音说。
百度高级副总裁朱光则大胆预测,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像十年前、二十年前重视互联网+一样,重视AI,此外会有一些平台性的公司出现,专门为各行各业提供人工智能的基础平台技术为它们提供更好的工具、更好的算力、更好的算法,帮助它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实现人工智能的变革。“比如百度,我们开放了语音、图像、视频的处理。很多的数据处理的能力已经开放给了开发者,现在我们已经有了50万的开发者基于百度的自我开发能力进行创新。未来的五到十年,每一个行业都在深度地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
相比单纯的恐惧,刘德音提出隐私和伦理可能是更值得担心的问题。“我们也担心隐私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也是通过智能的数据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人的语音全部都搜集起来,这是一种隐私的侵犯。我们可以来实现云当中的人工智能,这样子就可以提高我们隐私方面的人工智能的表现。”三星电子高级副总裁SHIMEunSoo说。
刘庆峰则以翻译为例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的思路。据他透露,公司现在有40多亿人次的语音识别,有一半是单机版本不需要联网即可识别。这是为了考虑隐私和网络不好的情况。“算法也可以做不断的优化,很多的时候可以在芯片上操作和使用。我们觉得在AI的算法上,特别是深度的学习上,是有很多优化的余地的,加上芯片的优化,将来云端和离线的结合是一个趋势。用户想要最好的效果和大家一起进步就到云端,要自我学习就在本地。”
“我们正在努力地工作。其实短期内AI有两个很好的应用,就是不依赖云的单机应用,比如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终端上推出很多AI功能的App,第二个就是无人驾驶,虽然现在还有问题,有限制。”SHIMEunSoo说。
人机合作是未来主流
AI的发展如果不是完全取代人类,就要成为人类的好帮手。真正决定AI部署速度的是找到大脑和人工智能进行合作的方案。
“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很多的翻译可能会翻不出来,但是翻译会不断地改进。很多的翻译工作可以让机器来做,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可以让机器来做的事情上。没有必要感觉AI会抢工作,问题是人怎么样和人工智能一起来合作。”刘德音说。
“我们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机器来帮助我们的工作。”洪小文以翻译为例,指出人和机器翻译的方式不一样,相比机器一句一句地翻译,人会凭借对段落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翻译后进行总结,有时一段翻出来可能只有一句,或者是一句有的时候需要翻译成一段。他戏言帮助CEO翻译时,曾经对CEO的讲话内容“剧透”,让CEO倍感诧异——“我没说你就先翻译了?”
毫无疑问,AI有希望在不同的领域里成为专家。“人不是所有领域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洪小文说。
刘庆峰则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改变世界需要三个要素的结合,第一个是算法的突破,深入学习相关的算法突破,第二个是训练数据,第三是由专家共同打磨。
人机合作的体现或将首先出现在手机终端使用上,因为这是目前最大规模普及的智能终端产品。刘德音提到手机一年销售18亿部,所有的应用都希望在手机上运营。“如果应用足够好,一年就可以推广。所以智能手机对任何新的点子包括AI都是最好的验证,希望开发者在手机上开发一些杀手应用,这是把AI应用在我们生活里最佳的方式和途径。”
“未来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助手,帮助你生活得更轻松,帮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相信人工智能会创造一个真正的美好世界。”刘庆峰说。
朱光也对未来AI的应用充满信心。“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生有限的时间里去探索,做我们更想做的事,生活的质量也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而得到一个全新的提升。”

近年来,日系家电整体在华市场败退,导致市场销售不景气,进一步影响销售额及利润,这使得日立缺乏利润支撑家电制造的一整套价值链,进而不得不压缩电子产品配件的生产成本,如降低配件质量等,导致产品部件质量不稳定。
陷入质量泥潭的日本品牌日立,最近又在家电圈内掀起涟漪。
日前,日立在中国家电市场销售的一款洗衣机产品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市监总局)通报称不合格,主要的不合格原因为连续骚扰电压。
这只是日立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屡登质量黑榜的一个缩影。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日立电饭锅、空气净化器、空调和冰箱等,都曾被发现或被检出存在质量问题。
针对产品质量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等问题,法治周末记者于近日向日立集团和上海日立家用有限公司发送采访邮件。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具体回复。
不过,法治周末记者从上海日立洗衣机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处确认,日立该款洗衣机不合格已受到广泛关注。
连续骚扰电压降低产品使用寿命
国市监总局于4月4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第2批休闲服装等27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称对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轻工产品、农业生产资料、机械及安防、电工及材料等6类产品进行抽查。
其中,上海日立销售的“日立波轮XQB80-BW”家用洗衣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国家通用电子元器件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下,以主要不合格项目为连续骚扰电压为由,被指不合格。
国市监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透露,连续骚扰电压问题主要是产品未选用合适的电源滤波器、设备线缆布线不合理,骚扰信号会通过电源线传输到供电网络,当其他电子产品与该产品共用同一供电网络时,可能对这些电子产品造成干扰。
“连续骚扰电压是产品不合格指标的一项,具体到洗衣机来说,这一项目不合格会影响产品使用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不解决,会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家电圈智库研究员文剑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
“产品测试的环境与国内复杂的使用环境差别较大,连续骚扰电压会造成电压忽高忽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会造成电压不稳定、引发跳闸等问题。”产业经济观察家洪仕斌说道。
日立家电近年频登黑榜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日立家电产品并非首次登上质量黑榜。
2017年,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曾披露由日立芜湖生产的一款型号为KF-26GW/J空调因为“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和“接地措施”两项指标不合格。
无独有偶,2016年10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曾将原产地为日本的日立EP-A3000240B空气净化器、EP-A5100C空气净化器认定为不合格,理由分别为“标志和说明、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待机功率”。
那么近年来日立频登“质量黑榜”的原因是什么?
在洪仕斌看来,这与日立家电制造的价值链有关。他认为,近年来,日系家电整体在华市场败退,导致市场销售不景气,进一步影响销售额及利润,这使得日立缺乏利润支撑家电制造的一整套价值链,进而不得不压缩电子产品配件的生产成本,如降低配件质量等,导致产品部件质量不稳定。
此外,将产品转为海外企业代工,导致质量管控不受保障,这或许也是日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大多数日系以家电制造为主的企业,都逐渐将家电制造业务转出或不再侧重,这个趋势对日立的影响相比其他日系家电企业而言还好,因为日立还有其主业电梯制造,以及如太阳能、电动汽车等其他领域的业务做支撑。”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投资金融律师董毅智说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3月30日报道,日立制作所已开始讨论将部分白色家电生产业务委托给外部。日立的白色家电此前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工厂生产,但今后低价格产品将转为由海外企业代工。
通过市场监督杜绝“中国标准”
“实际上,连续骚扰电压等问题此前在在华销售的日本电器上发生过,如今也比较常见。”董毅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日本电器的制式与英国标准一致,而我国国内电器的制式是国际通用标准。但是日本家电生产企业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我国国内的电器使用环境,更多考虑日本或欧美国家的制式,导致日本有些电器与中国的电压、制式和标准等产生很大差距,在使用中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此外,他指出,很多国际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使用的不是国际通用标准,而是“中国标准”,比如处理召回等售后问题时,对中国消费者与他国相比区别对待等,并由此来保护其企业自身的利益。
在董毅智看来,虽然原国家质检总局每年都会分不同批次对国内市场上的不同商品质量进行抽查,同时公布合格与不合格商品及其生产企业名单,“但力度还是十分有限”。
他表示,国市监总局公布的“质量黑榜”虽然会对上“榜”企业品牌造成影响,但并不是惩罚性的,“我国未来逐渐要与国际接轨,在接受外国商品和品牌进入中国的同时,是不是可借鉴西方国家对于质量问题的处罚和管理经验呢?”
国家市监总局则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针对201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国家市监总局已责成各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不合格企业进行后处理工作。同时,将本次抽查不合格产品情况通报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引导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切实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董毅智进一步称,从近期国市监总局的改革可以看出,国家正在整合市场监管模式,未来国家质检机构公布的“黑榜”能否作为相关部门的处罚依据和消费者起诉有质量问题企业的证据,这些问题还需要未来国家对其不断完善。
文剑则认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率的高低,取决于行业的整体进入门槛和综合竞争实力。
他表示,目前,洗衣机、冰箱等产品的合格率,要远低于彩电和空调,关键就是其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存在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甚至手工作坊,这直接产生了一些不合格的杂牌和小品牌产品,也拉低了整体的产品质量合格率。

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的“心头之痛”,美中贸易逆差更是美国多次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重要原因。已经被算了几轮的中美贸易账中,还有哪些不能忽略的事实?这本看似不平衡的贸易账是否真的不公平?它折射出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也是两国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参考。
数字账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逆差统计“虚高”
在贸易不平衡争端中,被反复提及的中美之间千亿美元量级的逆差因其巨大的体量,以及不同的计算结果,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
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这一数字为2758亿美元;
美中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为何同一个数据出现不同版本?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说,中美经贸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传统的算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而增值算法,则能真正显示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以苹果手机为例,按照2009年数字计算,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
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如果将这部分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
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位置,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尽管实际获利有限,但账面数字却大大增加。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则显示,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降低44.4%。
贸易逆差的数字还掩盖了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子公司的销售差额。“贸易不是单纯的进口和出口,还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
以汽车和手机为例,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高于其本土市场销售量,而中国目前使用的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这些都未能在美中贸易逆差统计中得以正确体现。
据中国海关统计,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59%,由内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只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41%。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总销售差额比贸易差额更能全面体现两国经济关系。总销售差额既包括双方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包括双方通过外商投资或设立子公司在目的地国家直接生产和销售的销售额。
张茉楠表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
贸易逆差的统计中,美国统计的口径也存在问题。专家指出,美国笼统地将香港转口贸易部分计入中国,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而且美国对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美中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导致贸易逆差数字“虚高”的原因。
中美“数字之差”还掩盖了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顺差迅速膨胀的现实。美国政府引用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倍,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57亿美元,约为2006年的40倍。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定的,而是由两个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
“美国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说,一国与一些国家是贸易逆差,与另外一些国家是贸易顺差,这是合乎逻辑的,总体贸易平衡才最重要。
利益账 贸易“不平衡”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成为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和工具之一。
然而,贸易不平衡并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和中国做生意,美国真的吃亏了吗?
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凭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主导产业的中国,是美国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工工厂”。
业内人士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确实存在且数额较大,但不代表中国单方面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大型跨国企业是主要获利群体,其中不乏美资在华企业。
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曾于2007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谁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攫取了价值。文章以2005年生产的第三代30GBiPod为例,该产品零售价299美元,产品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
零售价与成本价之间相差约155美元,这其中,80美元则作为苹果公司利润。中国负责iPod的组装,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美元。
从附加值看,中国获利最低;从利润看,跨国公司美国获利最大。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敞开大门,美国品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产品在中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却频频受阻。这样的不对等开放,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确实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2%。随着中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202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美国人民。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可帮助年平均收入为5.65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以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指出,通过加征关税来试图削减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贸易“生病”,却让中国“吃药”。
“美国政府应正视产生贸易赤字的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靠‘牙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会把自己咬伤。”他说。
新启示 贸易战背后是经济发展“赛道”的布局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单方面发起制裁,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行径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反对和指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指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WTO前总干事拉米认为,看待贸易,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的想法是自私的,也与贸易的本质相矛盾。
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不合时宜的规则要变,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衡发展的理念不应改变;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不应改变。
业内人士指出,降低中美贸易顺差需要两国进一步从对外开放着手,开放和鼓励服务贸易,放开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完善贸易自由化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和制造格局的博弈。
曾经位于产业链中低端,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也在向制造强国蓄力迸发。以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正在走向全球前列。《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布局和制造规划擘画出迈向制造强国的路线图,更是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带来压力。
“今天的‘设限’,是一场关于明天发展潜力的博弈。”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说,无论是美国国内减税、让制造业回流还是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高进口关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发难设限,都反映出美国的隐忧。
“这是一场关于‘赛道’的布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说,此轮贸易不平衡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些领域的差距,并坚定提早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的决心。
应对贸易战,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
正如中方一直强调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坚定,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身的“航向”。
开放与合作,也是新时代下,中美两国开启经贸新模式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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